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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民徒弟”白天辉受贿案维持死刑判决的深度观察与思考
来源:中国金融网 2025年02月24日 22时20分
金透财经 | 看透君
2024年2月24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白天辉受贿案二审宣判,裁定维持死刑判决。这位被称为“赖小民徒弟”的金融高管,在四年间收受贿赂11.08亿元,其涉案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再次将国有金融企业治理漏洞与权力监管缺失暴露于公众视野。从赖小民到白天辉,两代“华融系”核心人物的命运轨迹,映射出中国金融反腐从“治标”向“治本”的深层转向。
师徒式传承的“权力黑箱”:华融腐败链条的延续与变异
白天辉的职业生涯与赖小民高度绑定——2014年赖小民执掌华融期间,白天辉从华融香港子公司中层迅速晋升至华融国际总经理,其受贿行为(2014-2018年)恰与赖小民主政时期(2012-2018年)完全重叠。这种“师徒式腐败”具有典型特征:
权力庇护下的利益输送:赖小民通过安排亲信掌控核心子公司,形成“总部-子公司”双层腐败架构。白天辉利用华融国际跨境资本运作平台,以“项目收购”“企业融资”名义进行利益交换,其单笔受贿金额常超亿元,远超一般贪腐案件;
金融创新掩盖非法交易:通过香港离岸公司、结构化金融产品等复杂工具,将贿赂伪装成“财务顾问费”“业绩分成”,甚至利用VIE架构规避监管审查;
腐败代际传递风险:赖小民案发后,华融系统内仍有高管顶风作案,说明“一把手”权力失控可能引发系统性文化异化,形成“前腐后继”的恶性循环。
此次判决的严厉性(即便存在重大立功仍维持死刑)传递明确信号:金融领域的“精英腐败”不再因专业复杂性获得量刑宽容,而是因其对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特殊危害性被从严惩治。
11.08亿背后的制度失守:国有金融企业治理的三重困境
白天辉案的犯罪细节揭示出国有金融企业治理的结构性缺陷:
内部制衡虚化:华融国际作为跨境投资平台,本应建立严格的投决委员会制度,但在“一把手”绝对权威下,项目尽调、风险评估流于形式。白天辉曾主导某海外矿产收购项目,在未进行储量核实的情况下推动华融出资50亿元,其中超2亿元作为“回扣”进入个人账户;
境外监管盲区:涉案的6家行贿企业均为离岸注册公司,资金通过多层嵌套的信托计划转移,暴露出对境外子公司“业务合规性审查”“高管八小时外行为监测”等机制的缺失;
激励扭曲催生道德风险:华融曾推行激进的“规模导向”考核,子公司高管薪酬与项目投资额直接挂钩,导致白天辉等人为追求短期业绩大肆进行高风险交易,甚至主动索贿换取业务资源。
这些问题指向一个核心矛盾: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部分国有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市场化经营,却弱化了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的治理效能,最终导致“资本无序扩张”与“权力任性寻租”的双重失控。
死刑判决的复合价值:肃清金融生态与重构法治威慑
天津高院维持死刑判决,其意义超越个案本身,体现司法介入金融治理的深层逻辑:
修复市场公平性:金融腐败本质上是利用垄断性资源配置权实施“权力套利”,白天辉通过操纵华融国际资金流向,使大量本应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被输送至特定利益集团,严重扭曲市场竞争秩序。死刑判决从法律层面宣告此类行为“零容忍”,有助于恢复市场对国有金融机构公信力的认同;
破解“技术性免责”困局:过去金融高管常以“市场行为”“投资失误”为腐败辩护,此次法院明确将“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特别重大损失”作为量刑核心依据,确立“结果导向”的司法审查原则,堵住“专业壁垒”背后的脱罪空间;
重构职业伦理底线:对“精英阶层”适用极刑,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想象,倒逼金融从业者重塑“受托人责任”意识——尤其是手握万亿资金管理权的国有金融机构高管,必须将“金融安全”置于“个人逐利”之上。
从“割韭菜”到“清土壤”:金融反腐制度创新的破题方向
白天辉案二审落槌之际,正值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改革目标。要实现金融领域“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治理升级,需推进三项制度变革:
穿透式监管再升级: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平台,对国有金融机构境外子公司实施“项目-资金-人员”全链条穿透审计,探索高管境外资产申报核查机制;
治理权责再平衡:在国有金融企业推行“党建入章”与“职业经理人制度”融合改革,明确党组织对重大投融资决策的否决权清单,同时建立市场化选聘高管的“道德合规一票否决制”;
激励相容再设计:将ESG(环境、社会、治理)指标纳入高管绩效考核体系,对普惠金融、绿色投资等社会效益显著的业务给予专项激励,从源头上遏制“唯规模论”导致的短期行为。
金融反腐没有“休止符”
从赖小民到白天辉,两条金融“巨鳄”的伏法,既彰显党中央“刮骨疗毒”的决心,也暴露出国有金融资产监管的艰巨性。当前,中国正经历金融体系从“规模扩张”向“功能深化”转型的关键期,唯有以更严密的制度笼子约束权力,以更透明的市场规则抑制投机,以更刚性的法律威慑惩治犯罪,才能防止“下一个白天辉”的诞生。金融反腐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清除几个“蛀虫”,更是要构建起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金融治理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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